善于标新领异，是一个学者难能可贵的品格。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：古来新学问起，大多由于新发现。这种新发现是建立在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。在此基础上的标新领异，往往会成为学术上的里程碑。但，是真佛只拉家常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所谓新发现，决不是信口雌黄，不是歪理邪说，也不是故作惊人、乖张之悖论哗众取宠，更不是一厢情愿强作解人。
细读《中国文物报》第751、752期关于《百年敦煌》的讨论，有些话恰如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其一，《百年敦煌》把道士王圆?吹捧成“敦煌学的功臣，开创人”，虽则胡说八道，但却源由所本。远的不说，当年“四人帮”曾把一个比王道士还无知的小学生，吹成过“反潮流的斗士”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不过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”亦如当年“林副统帅”称：发现天才的人也是天才。如此而已。
其二，《百年敦煌》认为把斯坦因、伯希和之流称为“强盗、骗子”，是一种轻率地偏见。这也不奇怪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结论自然不同。屁股既然坐在强盗、骗子一边，言之成理的就是斯、伯氏掠走文物是公平交易、互惠互利，童叟无欺；中国文物保存在英大不列颠、法兰西、美利坚的博物馆里，才是适得其所；幸亏洗劫文物，才有了敦煌学研究的发端……要不怎么就有洋奴一族呢？
其三，至于《百年敦煌》要给王道士记功，修纪念馆的动议，余以为未尝不可，西湖边上不就有无辜白铁铸就的奸佞秦桧吗？不妨在敦煌塑个王圆?，让后人明察这个出卖民族、出卖祖国的猥琐道徒。再至于经费嘛，可用《百年敦煌》获“五个一精品工程”的奖金。不知作者可否肯于割爱。
退一步说，《百年敦煌》作为一家之言，亦可立此存照。只是，倘或此悖论成立，杀人歹徒可评为计生模范，强奸犯可视为最懂裸体美的艺术家，汪精卫、周作人者流功不可没在于促进了“日中亲善”，八国联军当年如“长住沙家浜”就好了，说不准眼下我们就成发达社会了……至于民族尊严、国家主权，“国事管它娘的”！
如是，我们不禁要问：公理安在！
